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,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,虽然起到积极作用,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大部分分析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,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地方的调控政策更加合理化,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松绑”。杨红旭还指出,与热点城市相比,限售应是弱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主流调控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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